作者简介
张 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闫强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李宁静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发表于《China Economist》2021年第3期
摘要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从实物角度测算了中国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存量情况，估计了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真 实需求状况，并通过实证发现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论证了“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研究发现，中国基础设施存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同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协同程度较高，而相当一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好 符合大部分国家当前的发展需求，能够助力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出发点，将为新一轮全面开放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关键词
基础设施存量; 象限图法; “一带一路”倡议
*联系人：闫强明，邮箱：yanqiangming1991@126.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18J Z D0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带一路”建设重大研究专项项目（18VDL007）。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再次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而基础设施建设正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和重要着眼点，促进沿线国家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具备极强的合理性。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存量在多年的积累过程中已逐渐领先于全球大部分国家。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基础建设投资落后的人口大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四十年基建的成功经验正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添加动力。
同时，站在全球其他国家的角度，大部分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存在大量需求。发达国家虽然基础设施的人均拥有量高，但基础设施使用年限较久，大量基础设施需要修缮及重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缺乏技术、资金和人才，不仅基础设施存量较低，也缺乏修建基础设施相应的技术、资金和人才，增长空间也较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在深入参与国际贸易与合作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并未在全球化时代搭上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础设施短缺或薄弱。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撑，自由贸易不能得到更为深入的进步和发展。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需要投资26万亿美元来解决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的问题。可以看到，虽然过去20年间，亚洲基础设施已经获得了大幅改善，但是依然无法匹配经济、人口和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需要，无论是交通运输、电力还是水、卫生部门均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支持，这当然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和投资潜力，而这些领域都是中国目前拥有优势的领域。“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的提出，正好切合沿线国家发展的需求，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
目前，学术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相关贸易经济数据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张辉（2018）通过测算 全球进出口贸易数据发现在新型全球化格局中,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借鉴中国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工业化、 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等方面的经验,获得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与新契机。姚星（2018）从产业的角度发现,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支撑地位较高。张辉 （2019）通过引入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发现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同时与发达国家及发展 中国家开展密切的贸易活动。然而，学术界对于“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联通方面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少， 虽然对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但是相应的测算仍有所不足，尤其是对于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存量的测算尚存在大量空白。这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各国经济阶段的不同，很难将各国的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对比。同时，由于测算方法的差异，各国基础设施的度量也存在较多 不一致的结论，进而导致了关于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较多的矛盾之处，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建设的成效。本文正是基于如上考虑，试图通过对基础设施在时间维度上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并利用多维度的数据和测算方法，将基础设施置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重新考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联通的推行，为更好地帮助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借鉴。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关于基础设施存量的测算，二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时间上的联动关系。基础设施存量测算方面，学界普遍认可的基础设施测量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货币计量方 式，另一种是实物计量方式。针对货币计量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Rostow(1990)、Aschauer(1989)等学者以基础设施为出发点进行了诸多研究；其他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研究则基本并未展开，主要原因在于数据获取层面的困难。Kamps (2006)对数据的缺失做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使用永续盘存法，对OECD国家1960-2001年的公共资本（Government Capital）存量数据进行了估算。因为OECD国家公共资本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投资，因此这一套数据可以近似视作OECD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金戈（2012）在Kamps（2006） 等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对官方公布数据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调整，并使用永续盘存法对全国层面和分省层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数据进行了估算。赵雷（2013）基于 Kamps (2006)和金戈（2012）的研究结论，认为两套数据具有良好的可比性，于是进行对比分析。针对实物计量方式，Calderón（2015）以通信、能源、交通三方面基础设施为代表，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权重进行了测度，使用实物资产作为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的估算依据。由于实物资产的通用性和数据的易获取性，使得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比较具有了可行性。国内学者对基础设施投资也进行了 诸多研究，张军（2007）从实物资产的角度对基础设施投资存量进行了分析估算，但由于过多采用国内数据的统计特点，使得国际比较存在客观困难。
而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联动方面，学术界认为其联动机制主要有两种，即滞后论和超前论。滞后论认为一国经济体需对工业、农业等生产性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直到突破经济增长水平的门槛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才具有促进价值。其描述的现象多发生于穷困的发展中国家，该思想的代表学者为Albert O.Hirschman(1958)。超前论的代表学者为Rosenstein-Rodan（1943），其提出相对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而基础设施部门可通过筹集大量不可分割的社会分摊资金（类似政府运用财政资金） 组建。此外，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前期投入大、产出回报高，需配合经济增长预测有计划性进行投资与建设，否 则相对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导致电力供给不足、道路不便，进而限制生产部门扩大生产，拖累经济增速。Ahmed（1976）提出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Glover (1975) 提出对于不发达国家，制约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因素为基础设施建设。Rostow(1990)通过梳理人类社会发展的六个阶段，阐明了起飞阶段的工业化开端需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两种理论中，超前论获得较多的认可。Aschauer (1989)观察到1973年前后美国生产率下降的情形，通过美国1945-1985年时间序列的数据，建立C-D生产函数，发现道路等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具体的机制作用方面，Button（1976）认为有两种作用机制，包括直接的运输投入效应和间接的乘数效应。世界银行测算表明，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GDP相应增长1%。Donaldson（2018）用印度1861-1930年的铁路数据，证实前置的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本文亦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超前论的存在性，发现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显著拉动未来中长期经济的增长。
综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巨大的需求，而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基础设施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资源，正好能够为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思路和参考。同时，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基础设施的发展可拉动经济进一步增长。因此，以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正当时，恰应景。
本文整体结构如下：第二章从实物层面首先对全球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存量进行测算，评估各国的基础设施发展状况；第三章从相对量角度出发，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阶段，分析各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真实需求程度；第四章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合理性；第五章为全文结论。
二、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存量分析
为直观评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发展情况，比较中国与全球多个国家，特别是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差异，本章将通过实物计量方式对世界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存量进行相应测算。
（一） 数据来源和方法
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基础设施测量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货币计量方式。在以美元计价条件下，研究者基于货币资产测度各国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另一种是实物计量方式。通过实物资产的通用性、可比性和数据的广泛性，测度世界各国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大小。从方法上来看，货币计量的方式由于样本有限，并大都属于发达国家序列，对中国的对比借鉴意义有限，而实物计量的方式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更好，因此，本文主要将基于实物计量的方式进行测度，对全球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比较。实物计量方式数据时间跨度为1990-2014年，国别比较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
（二） 基于实物资产角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测度
本文的关注点在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国际相对比较，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可比性和易获得性，以实物资产估算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成为一个相对优良的比较途径和方法。本节使用多维度的数据来刻画“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指数”。参考Calderon（201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59个国家和地区实物数据进行了估算测度，并估计了各实物指标在构成“人均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指数”时所占的比重。本文将实物估算分为三个领域：电力能源领域，以“电力消耗量”为刻画依据。通信领域，1990-2000年以“每百人所拥有的固定电话线路”为刻画依据；2001年后，考虑到互联网革命的冲击，我们认为，宽带数据能够更好地衡量通信情况，因此将通信领域的代表数据更替为“每百人使用宽带的人数”1”。交通领域，以“每千人拥有的铁路里程”为刻画依据。所有数据均 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2。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本文尽可能多地对全球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 区实物数据进行了估算测度，估计了各实物指标在构成“人均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指数”时所占的比重。
1 数据中也显示大多数国家在2001年之后宽带数据开始了快速的上涨，而电话数据开始增长放缓进而停滞甚至下降。
2 为了测算的可重复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世界银行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
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信领域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的逐渐普及，2000年后衡量基础设施的维度扩展到了互联网领域。本文将时间跨度分为1990-2000年不包含宽带数据的第一阶段，和2001-2014年包含宽带数据的第二阶段，分别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
1.数据处理过程
在对全球样本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评估的时候，研究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数据的可获得性，尤其是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数据缺失情况极为严重，这也是为何相关文献缺乏的重要原因。为了尽可能保证测算的公允和保留尽可能多的样本国家进行分析，本文在结合前人文献和数据特征的基础上对缺失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1）关于原始数据的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四个指标全部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银行提供了全球215个国家1960-2017年的相关实物基础设施的数据。本文的处理总的原则是在保证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尽量保存多的样本和国家。
（2）缺失数据的处理
根据本文研究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测算的年份为1990-2014年，且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本文对缺失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删除四个指标完全缺失的样本国家、删除数据缺失时间连续超过5年的国家、利用均值法对缺失样本进行插补。后文将利用填补完善的数据对全球样本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样本的基础设施状况进行综合比较和分析。
2.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估计
3.全球样本综合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基于实物资产测度方法，本文对1990-2014年的全球样本数据进行了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的测算，其中分别选取1990年、2000年、2001年与2014年四个时间截面年份的数据作进一步比较分析，结果如下：
在1990-2014年的四个时间截面上，美国均领先。与此相对,中国在1990年时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得分相对落后，在59个国家排名第十一；而在2000年时，中国的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已经跃升至第二名，但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2001年时，由于“固定电话线路总长”替换为“宽带的普及人数”指标，全球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整体水平都大幅下滑，而彼时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因此相较于2000 年，中国的排名又下滑至第八名；但在2001年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总量增速迅猛，在2014年的横截面上，中国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得分已经重新回到全球第二的位置，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同时中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远超剩余57个国家，排名第三的俄罗斯指数得分仅约为中国的1/4。
4.“一带一路”相关样本综合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为进一步考察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利用1990-2014年44个国家的 基础设施投资数据，基于实物资产测度的方法计算了其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综合指数，然后分别选取1990年、2000年、2001年与2014年四个时间截面年份的数据作进一步比较分析，结果如下。
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比情况来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得分在1990年位于“一带一 路”44个相关样本国家中的第三位，落后于俄罗斯与印度，但此后呈现稳定的增长趋势，并在2000年反超印度 与俄罗斯，成为“一带一路”样本国家中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2001年引入“宽带普及人数” 指标后，中国的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排名有所下滑，落后于俄罗斯、印度，位于样本国家中的第三位。但此后中国基础建设存量快速上升，2014年中国反超印度与俄罗斯，基础设施总量综合指数得分是第二名的两倍以上，从总量上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样本国家中基础设施存量规模的首位。
从时间序列纵向对比看，1990-2000年这一时间区间上，除了中国以外实际上绝大部分“一带一路”样本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处于缓慢增长状态，而在2001年引入宽带指标后，样本得分均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 但此后基础建设投资开始加大，尤其中国在2001年后基础建设投入飞速增长，在2014年其相对于其他“一带 一路”样本国家基建优势已经相当明显。
至此，本文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同全球样本还是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样本对比，中国的基础设施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均遥遥领先其余大部分经济体，可以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积累的技术和发展经验较为充足，有能力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基建设施需求旺盛的经济体提供帮助。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存量的需求具有异质性，基础设施存量较低并不一定代表存在旺盛需求。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对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超前、滞后关系做相应的探究，讨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存在发展空间。
三、“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前后置关系
基础设施数量的多寡受限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两者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通过降 低物流成本、加快信息流通等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经济的繁荣亦能反作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基础设施存量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在判断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真实需求时，必须结合其经济发展特性 加以分析。通过前文的测算可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存量方面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均领先于大部分国家， 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能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真实需求？“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是否存在较大的基 础设施建设缺口呢？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引入象限图法3，在充分考虑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利用实物衡量的基础设施存量，与经济增长发展水平进行比较，给出标准化的前后置关系的判断，来分析“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真实需求。对于两变量超前、协同、滞后关系进行研究和识别。
3 陈明星（2010）提出了象限图法来分析判断超前、协同、滞后关系，该方法逻辑相对简明，分析展现形式直观，也兼具了定量 度量的优点。
（一） 象限图法
象限图法将X轴和Y轴分割的区域称为象限。通过原点，以X轴和Y轴为划分的依据，分割形成四个象限。具体方法和步骤如下：
动态演变尤为关键。
完成以上步骤之后，通过处理完成的数据即可对二者关系进行判别。判别的原则做如下规定和解释：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数据，在前文测算的基础上，通过五个时间节点的计算对各国经济增 长和基础设施投资程度的协同关系进行分析和比较。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阶段所对应的基础设施投资程度也相应有所不同。
（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对比
4 这里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测算指标的变化引起。
为了更清晰的展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处的相对位置和中国的协同程度变化，本文绘制了如下四张图。由于“一带一路”样本国家的数量较多，图中黑色三角形标注出了中国的相对位置。
由图2可以得出如下几方面的结论：
2.从“一带一路”沿线44国的象限图点在各年份的整体形态特征上来看，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3.从图像中判断，2014年中国在象限图中的坐标点趋近于原点，中国基础建设和经济增长水平已呈现出几乎完全协同的状态。从变化趋势来看，自1990年至2014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发展速度快于经济增长水平， 可知快速的基建发展已逐步覆盖国内的基建需求，二者逐渐由相对滞后变为相对协同状态。
（三） 基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样本的领先、滞后关系分析
为了对“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联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参考，在本节，我们根据测算结果列出了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最为滞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应当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项目对接的重点国家。根据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GDP数据对比，我们发现在44个“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中，有21个国家存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滞后经济发展的情况，其中，有5个国家属于中度或重度滞后，16个国家属于轻度滞后。另外，基建滞后经济发展的国家大多集中在西亚、南亚及非洲地区。西亚地区大部分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地形以高原为主，基建设施发展较为落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及石油输出；南亚地区处于热带，是橡胶、油棕、椰子等热带经济作物的最大产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密集的轻工制造业及农矿出口；非洲地区气候干热，经济较为落后。
在44个“一带一路”样本国家中，有20个国家存在基建领先于经济发展的情况，其中，有15个国家属于重 度领先，且大部分属于中东欧地区。中东欧地区以丘陵及平原为主，气温适中，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拥有广袤的耕地面积，是欧洲粮食主产地之一，另外，重工业也是其经济发展动力之一。
总体而言，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样本中，西亚、南亚及非洲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及原材料出口，大多属于滞后型关系，引入基建投资可使其降低贸易运输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基建与经济的协同程度。因此基建投资有很大提升空间，可通过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发展。中东欧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为完备，大多属于领先型关系，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发展空间较为有限。
综上，从总量来看，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总量水平较低，且并未随时间推移出现明显的 增长趋势，同时其人均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也相对较低或处于停滞状态。从相对量来看，约半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其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可以推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缺口。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基础设施增速较快，基础设施建设存量水平逐年攀升，已领先于全球大部分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沿线各国的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支撑，同时也能推动中国实行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沿线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四、“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总量还是增速均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快速的基建发展已逐步覆盖国内的基建需求，基建与经济发展水平亦由相对滞后变为相对协同状态。与此同时，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面临较大缺口。在此背景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点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成为了“一带一路”合作平台的重要着力点和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不仅有助于中 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提振经济，也能弥补沿线国家发展缺陷，促进各国共同互利互惠发展，推动中国实施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一） 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中一个重要着力点便是希冀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沿线各国共同繁荣发展。那么，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否能够拉动经济的发展？为验证这一假设，本节基于人均基础设施投资存量进行回归分析，借鉴经典的跨国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5 本文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源自Penn World Table 9.1。
表7汇报了回归估计结果，其中（1）列至（3）列以5年人均GDP增长速率为被解释变量，（4）列至（6）列以10 年人均GDP增长速率为被解释变量，并逐步控制时间、个体固定效应及相关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人均基础设 施投资存量对数值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且其对长期（10年人均GDP增长速率）的系数更大，可知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极为显著的拉动作用。
（二） 全球基建需求分析
从全球基建的需求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迎合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每年基础设施投资约为7000亿-8000亿美元，其中约5500亿美元投资于新兴发展市场，而发达国家的基础投资 支出相对较低。2000年以来美国、日本新增基础设施建设几近停滞不前甚至有倒退趋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土地面积相似，但年新增基础设施投资始终处于低位。
虽然全球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均流向了新兴发展市场，但仍然不能覆盖其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 如表8所示，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占GDP比例最高，这类国家人均基础设施存量 较低，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对更高，因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能更为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反之，高收入国家由于其基础设施存量较高，因此资本扩张的需求相对较低，但维护的需求则相对较高，这也导致总投资需求的高涨。从地区的角度来看，南亚地区对基建投资需求相对较高，且对GDP占比较大，这与本文的分析相契合，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存在较大程度的滞后，因此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也相对更高，而非洲国家由于其整体经济规模较小，因此其投资需求相对较低。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由于交通部门和电力部门的投资和发展一方面能够显著降低生产部门的原材料运输成本和产品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能够 降低消费端居民的出行和日常生活成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更大，因此对基础建设投资需求较高，而水和卫生部门对基础建设投资需求相对较低。
结合本文的测算数据，可以看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均较为旺盛，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其基础设施建设总量相对较低，未来的经济增长有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拉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速度很快，基础设施存量亦领先于大部分国家。因此， 面对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较大的现状，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实现共赢发展。
（三） 中国基建经验及比较优势分析
纵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仍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缺乏充足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缺乏充足的资金和经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基建的快速发展经验正可以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结合前文数据可知，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及增速均遥遥领先大部分发达国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积累的经验及其发展模式具备更强的借鉴作用。
总结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经验，本文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积累的经验集中体现在技术和模式两方面。在模式方面，中国积累了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经验，根据姜安印（2015）的梳理，中国形成了三种 较为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即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多元投资主体不断完善与发挥开发性 金融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作用。因此，在较为旺盛的基建需求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以向中国借鉴较为成熟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建立起一套 基于产权、多方共享的成本收益分摊机制。另一方面，打通融资渠道，通过多边开发机构及开发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为资金供给方带来长期稳定的资金收益，并推动资金需求方形成经济发展的造血机制，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融通性和区域发展协同性，形成既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际，又符合全球公共产品投资大趋势的新投融资机制。中国此前针对非洲的基建援助就集中体现了技术与模式两方面的优势：技术上以南非为例，中国在同南非的基础设施合作过程中，通过投资建厂与技术转让、转移等方式开展部分产品的南非本地化生产，进一步加快南非制造业尤其是其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上，一方面中国采用多种资金并用的方式，尝试将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及优惠贷款等多类援助相关资金组合使用，同时适当放宽优惠贷款条件，扩大其规模，帮助非洲国家缓解项目资金压力；另一方面通过人力资源培训等方式，帮助受援国提高项目管理能力，保证项目的长期稳定运行。通过中国经验的输出和帮助，“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借鉴中国经验，发展出适合本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为自身的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除了拥有基建技术和发展模式的先进经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亦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 推动及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发展提供助益。从当前全球生产网络的价值链来看，两个重大特征值得关注：
第一，1990-2013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我们在全球经济贸易循环中所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逐渐成为大多数国家的贸易产品主要进出口对手国。且随着中国贸易体量的不断增大，我们已成为全 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之一。
第二，全球价值链的表现形式由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中心—外围”这一单循环模式转变为更为复杂的 双环流模式。一方面，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保持着传统的经济往来关系，形成了价值链的上 环流；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国家与资源丰富、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通过直接投资带动各国工业化发展扩展当地市场，形成价值链的下环流。具体如图3所示。
根据张辉（2019）关于国际贸易网络的梳理可知，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密切的中间品贸易往来并主要扮演中间品出口方的角色。此外，中国向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出口最终品为主。可以看到，中国与上、下环流经济圈均保持密切的资金、贸易往来，“一带一路”倡议也正是这种全球生产网络“双环流”模式下资金流动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全球双环流的经济结构背景下，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与资本， 为发达国家主要提供启动资金。详细看，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存量相对较高，但由于建设年限较长，年久失修， 维护成本较高。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测算的2017年美国基础设施综合评测报告，2016-2025年，美 国预计仍需投资3.32万亿美元的资金，由于资金不足产生的缺口将达到1.44万亿美元，而该缺口预计对总体经济增长将产生254.6万就业缺口、3.96万亿美元GDP缺口的负面影响。欧洲亦然，尽管欧洲投资银行每年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但其真正资金的落实度、基础设施的执行力度亦处于较低水平。可见，发达国家的难题在于筹措资金方面及落实度方面，而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恰可从资本方面满足美国的需求，典型的表现为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的投资往来在2015年实现了净流出，其中94.5亿美元的资金流向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除了资本的合作外，在轨道交通领域，中国与日本在该领域已有较强的技术先发优势，因此还可与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合作。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存在资金与技术双门槛，尤其是在水资源开发、信息技术、通信业和道路交通等领域技术储备不足。总结来看，发达国家具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体系，但目前资本缺口较大，因此中国向其净流出资本等中间品；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提供资本支持外，同时输出技术，帮助其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贸易互补关系，共同发展。
在基建投资之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在其它产业的贸易联系也更加紧密，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枢纽作用，加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值循环，帮助沿线国家化解 由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系统风险集聚、经济发展低迷等风险。因此，“一带一路”的推出可谓正当时、恰应景。“一 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核心出发点，以“双环流”模式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循环，正是势所必然、大势所趋。
本文从基础设施建设的绝对层面与相对层面对全球和“一带一路”国家基础建设情况进行数量化的测算和分析。基于全球基础设施实物存量的测算，本文发现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大多陷入了停滞和滞后，世界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增长主要由发展中国家驱动。这其中，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在2001年之后基建存量大幅增长，在2014年时，已成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存量第二大国家，仅次于美国。而且，从基础设施与其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看，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和经济增长水平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相对经济增长水平，已经逐渐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相对滞后变为当前的相对协同态势。然而，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还没有为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所共享，根据本文的研究，还有相当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基础设施投资正严重滞后于其经济发展阶段，并进而制约了其经济发展的潜力。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拉动中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世界各国基础设施需求旺盛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恰逢其时。“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核心，为发达国家提供启动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与资金，恰好满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痛点，也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预期的是，既契合时代背景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的“一带一路”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将对世界未来近20年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深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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